沈善增

      我本来不准备就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与杨润根先生再争论下去了，但后来我到网上去搜索了以下，发现有不少青年是由衷地喜欢杨润根先生的《发现老子》与《发现论语》，虽然这些帖子多是前两年发的，虽然有喜欢《发现老子》的读者也同时喜欢《还吾庄子》，他们并没有感到老子庄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我从他们的帖子里看到一种精神需求，也看到了一些值得忧虑的苗头，而这些他们确确实实是从杨润根先生的书里读到的，他们没有误会他。可以说，杨润根先生的书之所以热销，如他所说的销量达五百万册，对学术书来说则是个天文数字，主要是他的观点满足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其中很多是今天所谓的“愤青”）的精神需求，也是他们的愤激情绪得到了哲学的表述、传统文化的支撑。从这些真诚表白的帖子中，我对愤青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是苦苦的在寻找精神出路的年轻人，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相当可爱的。但由于思想方法的偏激，可能使他们的求索之路走向“破字当头”的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是过大于功，我们经历文革的这一代是深受其害，但激进主义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在当前，理论上缺乏反思，实际上还占据主流话语，所以是危害大于贡献。如果明天兴起的激进主义，在理论上以杨润根先生的观点为依据，或者在思想方法上打上杨润根先生的明显烙印，我想，哪怕他的著作再风行一时，也是杨润根先生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其萌芽状态就指出这一点，就算我是杞人之忧，指出这种危险的存在，也许多少可以起到一点防止发生事与愿违的变化的作用。

所以这篇东西既写给杨润根先生看，主要还是写给由衷喜欢杨润根先生著作的年轻朋友看，为他们提供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因为是急就章，因为主要对象是青年读者，我就只摆观点，不作详细的论证了，杨润根先生也至少是厌烦考据。

从哪里说起呢？

杨润根先生一再宣称他的解读《老子》是没有预设的。但看他的书，处处可以看到他实际是有非常强烈的预设，可以说，他的整本书是围绕着一个预设的目标来写的，重新解读《老子》，就是为了证明（或说“实现”）这个预设的目标。本来，为了一个预设的目标构建一套理论，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但杨润根先生特别的讳言这一点，结果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的杜林那样，一再声称他的哲学体系不是先验论，没有上帝的位子，而实际上处处悄悄地引进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后面再说。先来看看我说杨润根先生由解读《老 子》、《论语》构建起来的理论（或曰“体系”）有预设是不是事实。

杨润根先生一再说，他之所以会从喜欢西方科技知识与哲学，转向热衷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受了李约瑟著作的影响，是为了解决“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没有在拥有这众多的杰出发现与发明的中国发生，而在仅仅是接受了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的西方发生呢?与此相反的问题是：虽然中国所拥有的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促使中国本身发生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作出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呢?”李约瑟归之与中国的官僚制度与气候、地理条件，杨润根先生不同意，他认为应该到思想文化中找原因。他认为：“李约瑟在他的全部研究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古希腊哲学是西方现代科学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它为西方人提供了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正是这种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使得他们能够把全世界的全部发现与发明综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整体，而中国的古代文化并没有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系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因此纵使中国作出了这许许多多的发现与发明也无力实现这种综合，因此中国也就不能实现思想和方法上的根本突破。因此中国的发现与发明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并且它们也难以摆脱在中国流行的各种迷信思想和牵强附会的关联主义思想的包围，结果它们反而成了各种迷信思想与关联主义的附庸。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科学不来解释人们发现与发明的事实的时候，迷信就会出来解释它们。”到此为止，杨润根先生还只是在发挥或完善李约瑟的思想，尽管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有其受西方话语中心论的影响而不自知的先天不足，但因为是遵循严格的逻辑推理来得出一系列结论，所以容易通过讨论来明辨是非，但到此也可以看到杨润根先生去研读包括《老子》在内的先秦典籍，是有明确预设的，预设就是找到能比李约瑟本人更好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理论，或者说，预设就是“李约瑟难题”。接下来，杨润根先生就开始超越李约瑟，而正是这超越使他的思想方法上的缺陷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得出一系列在他是津津乐道的最先发现，在旁人看来是“戏说”、“搞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