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沈善增这样的对科学研究和逻辑推理完全无知的蠢人看来，从“我今天上午11点从北京出发，今天下午1点到达南昌”这句话之中推论出飞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句话之中根本没有提到飞机；从“我今天从这里将200吨重的物品搬运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句话之中推论出大型的搬运机械，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句话之中根本没有提到大型的搬运机械；从“隐”这个文字推论出精心的、理性的、智慧的思维采摘、思维加工和思维收藏的活动，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隐”这个文字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意思。

显然，在沈善增这样的蠢人看来，构成“隐”这个文字的“阝”、“爪”、“工”、“彐”、“心”不是人们合理推论的基础，它们也不是人们理解“隐”这个文字的直接证据，相反，只有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各种既千奇百怪又相互冲突的解释才是人们理解的基础和证据。总之，他像汉代以来的一切经学家和国学家一样，不认为中国文字是自己理解中国文字的基础和证据，中国语言不是自己理解中国语言的基础和证据，中国经典不是自己理解中国经典的基础和证据，只有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解释才是这样的基础和证据。像汉代以来的一切经学家和国学家一样，沈善增先生迷信的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和五重证据法本质上都是排除了认识对象本身这一认识的根本基础和证据的完全虚假的基础和证据——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解释，我曾经说过，如果这样的基础和证据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那么强盗们就不再需要通过直接的抢劫来占有他人的财富，而只需要将三五个强盗的众口一词的解释提交给法庭就可以占有他人的财富了。

可以说，沈善增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羞于提到的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都是排除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经典这个直接的认识基础和证据而致力于寻求与之完全无关的基础和证据的，因此，我认定它们是对于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经典的直接颠覆和践踏。

由于对逻辑推理的完全无知，像汉代以来的一切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一样，沈善增这样的蠢人完全不知道，表音的文字学理论之于同音字和近音字如此众多的整个中国的文字符号体系将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导致什么样的逻辑结果？他完全不知道，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之于中国的古代语言将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导致什么样的逻辑后果？他也完全不知道，考据的文本学理论对于中国的古代经典将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导致什么样的逻辑后果？显然，任何具有逻辑推理能力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理论的直接的逻辑后果就是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的无限的垃圾化。

沈善增这样的蠢人完全不知道，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直接的事实或直接的证据之中推论出结论，就像我从构成“隐”这个文字的“阝”、“爪”、“工”、“彐”、“心”之中直接推论出关于“隐”这个文字的含意的结论一样。与此相反，反科学的研究方法则是首先把先入为主的理论、观点、判断直接视为不可置疑的结论，然后为这些结论寻找证据，结果为了证明这些结论的正确性而不断地伪造牵强附会的证据，——这种反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汉代以来在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之下进行的一切寻找证据的论证活动都是这样一种反科学的活动。显然，不把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直接基础和证据，而把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解释作为自己理解它们的直接基础和证据，就成为这种反科学的活动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