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一样，沈善增虽然认识到并承认，自汉代以来，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已经导致了文字、语言和经典解释上的无限混乱，但是他仍然决心继续在“这套阐释系统”中对这种无限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发现”、“辨析”、“纠正” 、“自净”、“甄读”的同时，决心继续把“这套阐释系统”作为理解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的可靠方法，他完全不知道，“这套阐释系统”事实上已经把经典解释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不断地怀疑、否定、猜测、更改、替换、重新论证和重新证明经典之中的每一个文字、语句、思想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过程。他完全认识不到，从“这套阐释系统”出发，从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出发，而不是从构成经典的每一个文字、语句和思想逻辑的内在结构出发，这才是真正的唯意志论的方法。由于对这种方法的反科学的、主观任意的、唯意志论的本性的全然无知，由于对这种方法的迷信，沈善增创造了经典解释领域中的“两个凡是”：凡是经学家和国学家的话语都是理解经典的证据，在此之外的一切都不是证据，经典之中的每一个文字、语句和思想都不是证据；凡是坚持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这套阐释系统”的经典解释就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和不可接受的。

此外，沈善增把“这套阐释系统”在经典解释领域中引发的无限混乱归罪于“古文中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而不是“这套阐释系统”本身，对此，沈善增这样的蠢人绝对不会问一问：在现在的中国语言之中同样存在一字多意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一切语言之中都存在一字多意的现象，为什么它们不会引发理解上的无限歧异和混乱？

二、沈善增先生的顽固

我之所以说沈善增先生顽固，是由于我发现，我的任何说理的努力对于他来说永远是无效的，——沈善增不讲道理，不接受道理，不接受常识，不接受直接的观察结果，不把经典中的文字、语句和逻辑视为自己理解它们的基础和证据，而只把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众口一词视为自己理解它们的基础和证据，他不是致力于在实际的事物之中寻求对于实际的事物的正确认识，而是致力于在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众口一词之中寻求这种认识。这是一种在经典解释领域之中延续了2000多年的根深蒂固和积习难改的顽固不化。

我反复地说过，在经验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的逻辑推理是理性之光、认识之灯，我们通过它寻找认识的方向，确立研究的对象，发现隐藏在对象背后的事物及其本质，但它并不能取代对于对象的直接观察、解剖和试验，不能取代对于对象的具体的研究和认识。

为了回答沈善增先生在2005年写的同名文章，我写了《在我和沈善增先生的思想学术方法之间》一文：

“在《杨润根的思想方法分析》一文中，沈善增先生认为在解释《老子》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学术方法根本不像我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不带任何预设，而是完全相反地‘带着非常强烈的预设’，并认定我的‘非常强烈的预设’就是在《老子》一书中寻求整体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并从而回答李约瑟的难题——中国古代的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的研究就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地方了，——而这也正是沈善增先生想要得出的结论。

“可以肯定地说，沈善增先生是依据他自己以及目前流行的思想学术方法来想象我的思想学术方法的，因此他对于我的思想学术方法的论证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展开的牵强附会而已。

“关于我的思想学术方法，在《论科学的解释学的理论、方法以及中国目前解释学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文中，我说得非常清楚：在严肃的认识活动或研究活动展开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会漫不经心或情不自禁地以各种主观想象的预设来探试性地理解自己还不十分清楚的对象，就像我们在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会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想象自己前方的一个蒙蒙胧胧的黑影。我们会漫不经心或情不自禁地时而将它想象成一颗树，时而将它想象成一个人，时而将它想象成一根电线杆。但是，这些想象根本不能作为我们对那个蒙蒙胧胧的黑影下判断的根据，并且当我们真正走近了这个黑影并真实地、确定无疑地、清清楚楚地认识了它究竟是什么之后，我们都会立即放弃自己曾经作过的许许多多的纯属主观想象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