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沈善增先生会和许许多多的经学家那样，认为汉代以来的经典解释非常重视证据，经学家们的考据以及三重证据法甚至四重、五重证据法非常科学，谁也不敢否定。但是，沈善增先生和其他的经学家们似乎永远也理解不了，当人们通过表音、假借、虚词和考据完全否定了经典中的白纸黑字以及它们之间天然存在着的词法、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时，一切的所谓证据都只能是主观杜撰的假证。并且沈善增先生和许多经学家们也正是以对于这种虚假证据的完全错误的坚持来评判我对于许许多多中国的文字的有根有据的理解和解释的。”

我曾经论证过，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那套被人们广泛地用来阐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理论——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汇的语言学理论、考据的文本学理论是与人们对于文字、文字语言、文本、经典的常识性理解直接对抗的，我曾经这样论证过这套经典解释理论的解释功能：

表音的文字学理论的解释功能：这种理论认为，文字是人类声音的记录工具，因此一切文字都是表音的，中国的文字也是表音的文字，因此在理解每一个中国的文字的时候要因字求音和因音求意。这种文字学理论叫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对于每一个中国的文字的直接观察，而只能相信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音韵训诂。这样，这种文字学理论也就完全消除了每一个中国的文字的自我规定性和独立性，并使任意地指鹿为马成为文字解释的常规。

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的解释功能：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经典中的语言是由许多假借字和虚词构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相信自己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每一个文字和语句的直接观察和直接理解，也能相信自己的文字常识和语言常识，而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经学家们和国学家们的解释后面，逐一地怀疑经典中的每一个文字和语句的真实性。这样，这种语言学理论也就完全消除了每一句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语言的自我规定性和自我独立性，并使任意地指鹿为马成为语言解释的常规。

考据的文本学理论的解释功能：这种理论认为构成每一部经典的文字、语言和内在逻辑不能作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它们的依据，我们理解一部经典的依据不能从这部经典的文字、语言和内在逻辑本身之中寻找，而只能从这部经典的外部寻找。这样，这种文本学理论也就完全消除了每一个文本的自我规定性和独立性，并使任意地指鹿为马成为经典解释的常规。

我也曾经论证过，我们绝对不能把这套经典解释理论作为我们理解中国经典的基础和前提，相反只有完全地抛弃它们，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经典的方法——这就是深入构成每一部经典的文字结构、词法结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之中，当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了这些结构，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每一部经典。并且，我曾经论证过，通过这种方法，只有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我们也就同时获得了正确地理解一切中国古代经典的能力。

可是，对于这样的论证，沈善增先生一直拒绝倾听，拒绝接受，而顽固不化地坚持汉代以来流行至今的那套已经将全部中国文字、语言和经典完全垃圾化的荒谬绝伦的经典解释理论。

三、沈善增先生的卑劣

沈善增先生非常卑劣地始终坚持，我对于《老子》、《论语》等等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回答“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什么没有导致现代的工业和科学革命？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事实上，是我对于《老子》、《论语》、《孟子》、《孝经》等等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导致了我对“李约瑟难道”的特殊解答，——这个解答与李约瑟早年的解答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秦始皇代表的暴力集团的暴力逻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最终确立终止了中国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进程。不过，与李约瑟的具体解答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暴力逻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的最终确立是在汉代完成的，它不仅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的王道理主义的政治法律传统并确立了霸权主义的政治法律体系，而且通过一个持续久远的经典解释运动完全消灭了中国古代的宇宙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并从而建立了一套愚昧、迷信、野蛮、专制的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