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自汉代直到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里一种文化曾经遭受过像中国文化那样的如此广泛、如此深入、如此持久、如此巨大的劫难，而像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沈善增先生仍然是这一劫难的热烈的赞美者、积极的参加者和疯狂的制造者。我曾经通过《比较与对照》充分地证明过沈善增的《还吾老子》之中的经典翻译是纯粹的语言垃圾，正像我曾经通过《审判国学》充分地证明过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注译》、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之中的经典翻译是纯粹的语言垃圾一样。在现在的华人世界，没有任何一位经典解释者有勇气正视这种语言垃圾的现实，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大量生产这种垃圾并向整个华人世界广泛销售的同时，试图通过卑鄙无耻的手段扼杀我的与此完全相反的研究，——这并不仅仅是像朱进富先生所说的那样“无恥学界无视杨润根先生真知灼见”而已。

可以说，沈善增对于我的著作的不负责任的无理指责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愚昧、顽固和卑劣，而且是中国学术领域（国学领域）的愚昧、顽固和卑劣。

我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已经阐明：在经典解释领域最盛产、最充足、最过剩的产品是愚昧，真正的科学之光从来没有照耀过它，因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把汉代以来的以考据为核心的经学视为科学，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汉代以来的被运用于文字、语言和经典解释之中的考据只不过是在指鹿为马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对于指鹿为马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