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上的一切最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一样，我始终认 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自己应该绝对地奴隶般地服从自己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研究领域之内，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主张是与研究本身的性质直接对立的。我认为，在研究中，自己应该绝对地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和意志自由。

我的经验是，当我写下第一个语句，我就感觉到，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我以后写出的任何一个语句都必须与它保持一致 ，如果我无法做到与它保持一致，我就必须推翻它，并重新开始；当我作出一个判断，我就感觉到，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我以后作出的任何判断都必须与它保持一致，如果我不能做到与它保持一致，我就必须推翻它，并作出新的判断。因此，像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们一样，我认为，放弃自己的意志，放弃自己的自由是自己获得正确认识的先决条件。

可以肯定，那些在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中认为自己具有意志和思想的自由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的研究和创作的状态。

早在2005年，我就已经说过，沈善增先生总是喜欢纠缠于自己并不理解的问题：思想方法或学术方法，结果他以孟子对于《尚书·武成篇》之中“血流漂杵”的解释为例，极端卑劣地把一直都在主张回到经验、回到事实、回到对象、回到经典的文字、语言和逻辑本身的人说成是一个像孟子一样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开了恶劣的先河”的人，并认为我的“这种思想方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发展成为‘从原则出发’‘从路线出发’，到后来又演变成‘两个凡是’。”没有什么颠覆黑白的语言比沈先生的这种语言更卑劣了。

事实上，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对于“血流漂杵”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孟子对于它的理解也是极端不准确的，——正因为如，我认定《孟子》一书中的一些语句可能是后人篡改的结果，我们知道删节和篡改经典原文在汉代以来的历史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可以肯定，在经典解释领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开了恶劣的先河”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孟子，更不可能是杨润根，而只可能是那些创造了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汇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的经学家们。

沈善增先生非常卑劣地把那种形成于清代而流行到现在的非常堕落的观点强加在杨润根的头上：西方超过中国的仅仅是科学技术这样一种十分粗鄙的物质性的暴力。这种观点事实上是自汉代以来已经完全习惯于以暴力的观点看待一切的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上层社会的普遍堕落的标志之一，杨润根怎么会拥有这种堕落的观点？

我一直拥有并坚持的观点是，自秦始皇以来，统治中国社会的事实上是一个又一个的暴力团伙，他们的统治本质上是反社会、反人民、反民族、反国家和反人类的，他们的暴力统治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的伟大的政治家们致力于在地球上完全消灭的统治形态。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西方真正强过中国的，也是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在的整个上层社会对于人民、民族、国家的真正热爱。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中国的上层社会只存在对于暴力统治集团的热爱和忠诚，一切还存在一点点良知的人们对于人民、民族、国家的爱必须精心地包裹在对于朝庭的爱之中，否则他们的爱就是非法的。正是由于对人民、民族、国家的爱，在西方，政府始终致力于使自己的一切行为经得地任何严肃的批评，因而它们的政府始终把人们的批评视为自己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补充。也正是没有对于人民、民族、国家的爱，在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政府始终是在胡作非为的同时致力于消灭一切批评和反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