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理解，1994年，我的《老子新解》（上下册）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比2003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发现老子》更完善），其中包括《老子大义导言——对中国古老文字、古代语言、哲学、文化和历史的全新探讨》一书的部分内容；1995年，我与上海米拉文化公司签订了出版《论语新解》的合同；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特殊解释，我的《论中国古代文化之中的现代化资源》一文是在1998年完成的，那时我还已经完成了《孟子新解》、《孝经新解》和《训诂学的批判》。当李约瑟关于中国的文明化过程的研究在中国传播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只是依据李约瑟为人们提供的中国古代的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的经验事实而断定中国知识分子在关于中国的一切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巨大无比认识黑洞，而这就是我反思包括经典解释在内的整个汉代以来的全部学术的开始。直到1998年，我才由于被邀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李约瑟博士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研讨会而开始涉及并解答“李约瑟难题”。

沈善增先生卑劣地说：“从杨润根先生的文本看，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要颠覆汉代以降的阐释学系统，是为了不受那些规矩（譬如训诂要举证）的束缚，随心所欲的读出他预设的意思。不是汉代的官方学者全面彻底的‘篡改’了先秦的语词阐释与语法规则，而是杨润根先生要新建一个他称意的阐释方法。”这显然是在把我视为一个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这是公然的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说八道。

事实上，我不是颠覆汉代以降的阐释学系统，而是批判和否定这个系统——它的表音的文字学理论、假借虚词的语言学理论和考据的文本学理论不仅直接妖魔化了中国的文字、语言和经典，而且直接颠覆了全人类对于文字、语言、文本、经典的常识性理解；我不是不受约束、随心所欲地从经典中读出自己的意思，而是从构成经典的文字结构、词法结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中读出它本身的意思；我不是创立了一个仅仅听命于自己的主观意愿的阐释方法，而是创立了一个普遍有效的人们一旦掌握了它就能顺利地理解和翻译一切古代经典的方法，——现在我发现，我创立的这个方法也就是法国著名学者商博良用以成功地解读一切埃及的古代经典的方法。

沈善增先生卑劣地说：“杨润根先生是一个很会造势、造话语的人，他造出的话语很有鼓动性，很能打动年轻人的心。但是，他反对的是专制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哲学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唯意志论’），而他的思想方法却有浓重的唯意志论味道，所以，他的言行就有明显的‘以暴易暴’的倾向、专制的倾向。如果仔细去看他论述的‘老子的圣人政治观点’，就能读到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我担心喜欢他的‘发现’著述的年轻人受传染的，正是这一点。”这同样是公然的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说八道。

事实上，在我们的学术界大肆宣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候，我提倡一个学者应该奴隶般地服从自己的研究对象，绝对地放弃自己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我认定，我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